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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艺术家,有的要做流量明星,有的要做隐士高人

2019/10/9 23:24:01

同样是艺术家,有的要做流量明星,有的要做隐士高人

现今社会,仅仅创作艺术似乎是不够的。艺术家们往往被要求向公众展示他们本人。他们有时需要在艺术集会上与超模们肩并肩,有时又要在盛大的晚会上跟明星热烈握手。对于这种状况,有人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艺术评判家马丁·赫伯特在他的新文集《告诉他们,我拒绝》(Tell Them I Said No)里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拒绝这种规则的艺术家。

 

这本书的题目取自于艺术家特丽莎·唐纳利在赫伯特邀请她进行采访时给出的答复。2014年,唐纳利在伦敦蛇形画廊开办的展览堪称其职业生涯的里程碑。一般来说,这么重要的展览,艺术家总会努力表现,来吸引社会关注,比如一些自白陈述、透露一些个人习惯等。但唐纳利完全没有这样做。她没有发布任何正式的公众信息,跟媒体也没有任何联系。

特丽莎·唐纳利的作品之一

 

事实上,唐纳利并不是唯一一个拒绝这种行业“潜规则”的艺术家。在《告诉他们,我拒绝》这本书里,赫伯特调查了10位不愿意进行自我推销的艺术家,其中有些甚至拒绝参加那些向来被定义为“成功者”专属的仪式或典礼。这些艺术家们有的本人性别模糊、性格倒是很透明;有的不愿销售、展出自己的作品;有的躲避各种摄像机与录音笔、甚至销毁自己已出版的作品。

 

“在逐渐职业化的艺术世界,艺术家们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向社会进行自我推销,把自己‘呈现’出来。”赫伯特在书中写到。这句话里的自我“呈现”其实潜在指向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这位艺术家2010年在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的展出,把自己也变成了展览的一部分,她长时间坐在场馆中,等待着观众们排队与她面对面。(事实上,一条题目为“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让我哭泣”的博客记录了这种表演的结果。)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与观众面对面

 

阿布拉莫维奇把自已作为一个艺术家“呈现”在MoMA的表演,实际上显示了她希望锁住公众目光的心理状态。然而,还是有一些声音对这次表演发出了质疑:观众们排着长队去坐到她面前感受艺术,仿佛像旧时贫民等着国王的接见一样。

 

艺术家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向外呈现自身,就像流量明星们在商业巡演中途,“突然出现”在商店中接见粉丝一样。个人性格是一个卖点,名望声誉更是加分之处。在艺术市场中,有时候哪怕艺术家本人不直接参与创作,问题也不是很大。

 

每五年在德国卡塞尔举办一次的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展,也常常吸引许多艺术评论家前往。在最近一次文献展中,评论家们或许记住了夏洛特·珀森斯克,一位在1968年分发传单抗议举办文献展的艺术家。对她来说,这种展出“蒙蔽了我们看见人们疾苦与社会阴暗的眼睛”。她的言辞十分犀利:“你们这些文化的强盗……你们现在聚在这里,用闲聊和谎言来为自己赢得更高层次的利益。”

 

可讽刺的是,在珀森斯克死后,200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还对她表达了缅怀,却只字未提她四十多年对这个活动的批判。

大卫·哈曼在路边兜售雪球

 

1983年,艺术家大卫·哈曼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条人行道旁边兜售不同大小的雪球。几年后,在一次难得的采访中,哈曼详述了他对传统艺术场馆的抵触。他认为,那里的观众“都被过度教化了,他们保守无趣,无法理解真正的艺术。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为这些不能理解艺术的人展示艺术?”

 

所以还不如在路边卖雪球?

 

实际上,哈曼在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艺术市场。在他2002年的作品《黑与蓝的协奏曲》(Concerto in Black and Blue)中,他把纽约一个美术馆的灯全部熄灭,然后邀请观众们在里面拿着蓝色光线的手电筒行走。2010年在MoMA,他把自己的画放置在一片帘子后面,并要求观众进行预约,在他指定的时间进行观看。我自己参与的哈曼的项目包括为一本书描绘出《黑与蓝的协奏曲》中的轨迹图像,而这些轨迹就像一个优雅的女人在纽约公寓里散乱的脚步。

 

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得到过这个展的现场照片。而这种不服从的策略也十分适合哈曼。就像赫伯特指出的那样,到2014年,他已经在“最富有的美国当代艺术家”中排名第八了。

 

在这个过度共享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在激发人们好奇心的同时还能保持自身的宁静与纯粹,即使是赫伯特本人也不能幸免——在调查斯坦利·布朗时,他发现一本书上出现了艺术家本人曾要求销毁的作品图,那一刻,她还是决定用手机把图片拍了下来。

 


本文编译自《卫报》,文中图片均为原文配图。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编译:黄一汀

栏目主编:章迪思

编辑邮箱:48056615@qq.com